“空姐遇害案”告破,並不能改變對滴滴順風車產品的質疑

每個人對“互助”的理解是有差異的,而順風車本著“友好”所設置的程序,給許多“不友好”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機。這觸犯了現代社會程序設計的一條基本原則,就是首先要在程序上防止人變成壞人,而不是先假設每個人都是一個好人。

文 ✎ 崔一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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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12日上午,警方宣布,經過DNA樣本鑒定,昨日打撈上來的屍體與此前在案發現場搜集的嫌疑人劉某華DNA樣本分析一致,可以確認,此次打撈出的屍體確係殺害空姐李某珠的犯罪嫌疑人劉某華。此案宣布告破。

“空姐遇害案”告破,並不能改變對滴滴順風車產品的質疑

這起順風車司機殺人案,將滴滴推至風口浪尖。

最初,滴滴反應迅速,在消息公布之後,很快就張貼一百萬懸賞緝凶,凶手照片及聯絡信息迅速公布,引發了民眾的討伐。滴滴作為平台方的責任,因為這一百萬,被忽略或者原諒了。

“空姐遇害案”告破,並不能改變對滴滴順風車產品的質疑

然而,事件發酵一天後,越來越多對滴滴順風車的吐槽出現,進而發展到質疑滴滴整個公司“司品”的程度。

▵網傳本次受害乘客照片

類似事件並不是沒有發生過。2016年5月,深圳一名24歲的女教師,也是搭乘滴滴順風車,遭劫殺。在網絡上流傳的一張圖片中,被害人家屬稱,聯係滴滴公司時已過淩晨12點,“滴滴的客服已經下班了”。

“空姐遇害案”告破,並不能改變對滴滴順風車產品的質疑

彼時滴滴的形象還是不錯的,雖有人指出滴滴作為平台方的責任,但最惡毒的詛咒,大多都丟給了凶手。和大多數新聞一樣,關於此事的聲討很快平息下去。

但這次不同,殺人事件曝光後,隨著事件披露的推進,滴滴順風車司機審核不完善的問題暴露出來。如司機登記的手機號是其父親的,此前曾有多次被投訴的經曆卻仍能繼續接單,不管是媒體還是網民,開始將矛頭指向滴滴,導致滴滴在昨天傍晚時分宣布,所有順風車業務停業整頓一個星期。

所有跡象都表明,關於滴滴的故事,正在發生變化。

▵滴滴緝凶公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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幾年前,滴滴是以一個屠龍少年的姿態殺入出行市場的。

那時出租車公司處於壟斷地位,遇上司機繞路、拒載、加價,乘客無可奈何。而對於想從事這個行業的司機來說,出租車牌照的門檻,導致隻能通過向出租車公司上繳高價的份子錢,才能獲得準入。整個市場沒有競爭,一潭死水,賣方、買方都陷入尷尬。

以滴滴為代表的網約車平台橫空出世,打破了出租行業堅固的利益鏈條。市場資源被整合起來,優勝劣汰,一切看起來十分光明。那時,沒人不愛網約車,至少在它發展初期是這樣。服務倒是次要的,補貼大戰還在進行時,動輒幾十塊錢紅包補貼塞在乘客和司機手裏,這是實實在在的好處。監管部門曾出台過不利於網約車發展的征求意見稿,不論是媒體還是公眾,都在聲援滴滴。

滴滴的成功也帶動了共享概念的普及,順風車便是最具代表性的模式,上下班路上捎帶送人,省了油錢又有人陪著聊天,一度成為流行。

2015年的烏鎮互聯網大會上,80後程維站上演講台,講到滴滴順風車時,他特意多提了一句,“現在全球很多地方都在學習中國順風車模式”,“在新的移動互聯網領域,中國有了一些領先”。

“空姐遇害案”告破,並不能改變對滴滴順風車產品的質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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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不少有順風車司機經曆的朋友說,開過幾次後,便不會再開了,因為當順風車司機以“順風”為目的,補貼一點日常油耗時,順風車乘客卻不這樣想,他們隻把這當作更便宜的快車而已,甚至約定時間後遲到,臨時取消訂單,臨時更換路線……完全沒有想到,順風車司機隻“順便”搭位乘客而已。

而當乘客以出行服務的標準來要求順風車時,也會對順風車司機產生種種不滿,比如開車抽煙,車上有老婆孩子親戚一大堆,乘客隻能蝸縮一角,因為車費“便宜”,許多順風車司機還有半路加價的習慣,當然還有車主電話不符、號牌不符甚至是套牌車的情況。

從2017年以來,本來為保護乘客和司機隱私而設置的虛擬號碼設置似乎時好時壞,不少乘客坐過順風車後,被司機要求加微信,而微信是通過搜索手機號碼獲得的。似乎滴滴正在放棄順風車的用戶隱私保護措施。

“空姐遇害案”告破,並不能改變對滴滴順風車產品的質疑

問題來了,一款乘客和司機都產生如此多怨念、對標準理解不一致的產品,為什麼還能延續呢?

知乎有一個回答,講到直播平台裏的許多戶外主播,專門直播晚上開滴滴順風車,每次都隻載單身女性。之所以開順風車,是因為可以限製人數,可以挑人選性別,可以挑路線。有人專門在酒吧門口蹲點,載到女乘客後言語調戲,甚至肢體接觸。

許多人發貼表示,曾向滴滴投訴,但都沒有後續結果。被投訴的司機還在繼續接單。

▵滴滴軟件裏,一名乘客收到的評價

劣幣驅逐良幣。當順風車司機成為“不務正業”“不懷好意”的人的代名詞,“賺點油錢”的目標就不再具有吸引力。真“順風車”越來越少,反而成為一些無法通過正常出租車、網約車審核的人,利用車輛賺錢的方式。在百度“滴滴順風車吧”裏,充斥了類似“沒有身份證、駕照也可以開嗎”的問題,會有人提示該如何解決。

順風車無疑正在變味兒。滴滴對它的定位,是一種名義上的友好互助的出行行為,平台隻起到撮合雙方信息的作用。但在實際中看來,每個人對“互助”的理解是有差異的,而它本著“友好”所設置的程序,給許多“不友好”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機。這觸犯了現代社會程序設計的一條基本原則,就是首先要在程序上防止人變成壞人,而不是先假設每個人都是一個好人。

但滴滴改變世界的豪言壯語沒有變。2017年的互聯網大會,程維再次談到順風車,在他的構想中,滴滴能幫助人們共享的,不僅是車輛,而是“車裏的每一個座位”,“未來屬於拚車”,程維說。

▵2017年12月4日,滴滴出行創始人程維出席烏鎮互聯網大會(圖 視覺中國)

他也強調了安全因素,但“因為透明和大數據,在線出行方式更加安全”。在技術至上主義者看來,科技是解決現實問題的唯一鑰匙。把安全問題交給算法和程序顯然很酷,但一個人是否“友好”,靠算法是無法解決的。在這種情況下,滴滴所設想的共享“車裏的每一個座位”的前景,細思極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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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上,此次鄭州順風車殺人事件,與3年前的深圳順風車殺人事件並無太多差別。甚至3年前的事件中,滴滴的失誤更大一些,順風車司機使用的明顯是偽造的車牌和證件,所駕駛車輛也並非登記在司機名下,事發後,滴滴沒有值班客服配合調查。

但那時,公眾原諒了滴滴。3年後,情緒變了。

這種情緒背後,其實是公眾對所有互聯網平台公司的認識在發生變化。

滴滴有一套看似很充分的辯護邏輯:我們隻是一個聯係司機與乘客的平台,搓合雙方,並未直接與旅客簽訂運輸合同。

這套邏輯,之前被很多平台所主張。百度可以說,我沒有為醫院作虛假宣傳,我隻是一個搜索平台,提供醫療機構的信息;淘寶也可以說,我沒有主動銷售假冒偽劣產品,我隻是提供一個平台,聯接買家和賣家。

這套邏輯看似有道理,但禁不起推敲。所有在平台入駐的司機、商家、廣告客戶,也是要向平台交“份子錢”的,從這個邏輯看,平台機構同樣向用戶進行了銷售,所銷售的內容就是信息。他的責任義務,就是保證這些信息的真實、準確和安全。

表麵上看,不管是乘客被打還是被殺,滴滴都無需承擔責任,因為它隻負責讓兩者產生聯係,至於在某個封閉空間內發生了什麼,和平台方無關。但仔細琢磨一下,讓司機和乘客產生聯係的原因,是因為兩者都對滴滴抱有信任。

況且,滴滴天生要比淘寶肩負更重的責任。網購有風險,最多是被騙錢,但打車的風險,卻因實實在在的線下行為,可能會危及生命。

▵2017年4月18日,北京,晚高峰時段多位市民打順風車出京(圖 視覺中國)

因此,公眾態度的真正變化,是在互聯網平台公司利用這套邏輯為公眾洗腦很多年後,越來越多的人發現,事情並不像他們所陳述的那樣簡單。

正如飯店不能將自己描述為“我們隻是將食材與食客撮合在一起的平台”,媒體不能將自己描述為“我們隻是將事實與讀者撮合在一起的平台”;房產中介不能將自己描述為“我們隻是將房東和房客撮合在一起的平台”一樣,互聯網平台公司在所謂的信息撮合過程中,是有其加工過程,並且有利益所在的——其利益之大,超過了90%以上普通人“貧窮的想像力”。在利益麵前,責任平等。任何一個公司,都不可能隻在和平時期大發其財,在危機出現時就渴望全身而退。

事發後,有人指出,2016年《中國移動出行安全報告》顯示,滴滴全年全國範圍內的刑事案件,數量僅為傳統出租車的1.2%。

這是一種小學生的思辯邏輯:你說我隻考了80分,我卻說,你沒看到還有考60分的呢!飛機是全世界最安行的交通工具,但發生空難時,航空公司、飛機製造商不也要檢討、反思,進行長達數年的調查,以便類似事件不再發生?以別人也有同樣的失誤,作為自己的理由,這與先鋒科技公司所塑造的情懷、進步的人設,是不相符的。

還有人說,如果司機直接用黑車攬活或冒充出租,恐怕就更難以如此迅速地掌握凶犯信息。互聯網平台的好處,就是一切都無所遁形,記錄在案。

這種說法一方麵忽略了乘客的考慮:如果是黑車,乘客根本就不會坐;另一方麵忽略了受害者家屬的感受:即便快速抓住罪犯又如何?這個21歲的獨生女,終究還是無法死而複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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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,滴滴宣布關停所有順風車業務一周,意味著它正在重新開始考慮順風車產品的定位、審核、服務等多重內容。甚至有業內人士認為,滴滴也許會為了企業聲譽,全麵放棄順風車業務。這種及時、謹慎的反思態度和處置措施,是值得讚賞的。

但需要警惕的是,互聯網公司崇尚輕資產,以科技和商業模式取勝,用極小的成本撬動龐大的社會資源的方式,所可能帶來的風險。

簡單來說,能用計算機程序解決的事就絕不請人工。所以我們可以看到,很多互聯網公司隻有一間辦公室,員工用兩隻手可以數得過來,但他們卻能為成千上萬的用戶提供服務。這所帶來的一個明顯的弊端是,服務能力跟不上服務規模。

比如滴滴,它本身並不雇傭司機,用戶搭乘的汽車也並非滴滴所有,他們不用開商店,把商品或服務賣給顧客,用戶需要打車了,自然會在手機上打開APP。

他們試圖把成本降到最低,而司機的準入審核、培訓,出現問題之後需要找的客服,都是成本的一部分。而這個部分是無法被算法取代的。要把這個漏洞補上,就必須招聘大量員工,那樣的話,它就成了一家“重”公司,這是滴滴不願看到的。還記得被害的深圳女教師家屬聯係滴滴時的回複嗎?那時他們“已經下班了”。

▵2017年12月4日,滴滴出行創始人程維出席烏鎮互聯網大會(圖 視覺中國)

而資本又是貪婪的。它總希望越來越多,最好能夠“千秋萬代,一統江湖”。於是,為搶占市場,降低門檻,下線突破,燒錢,拉客戶……門檻一旦降低,風險自然就會增大,想要降低風險,就要加大審核,成本又會增高,車價更會上漲,這是一個不破的循環。而當無論商家還是用戶都想要少花錢、辦大事時,事情的走向就不那麼容易控製了。

事情發生後,朱嘯虎在朋友圈評論,國民級應用必須承擔起國民級的責任。

此時此刻,滴滴作何選擇,是否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,或許不是一紙公關辭令就能解決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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